琳．霍貝格(Lynn Hoberg)與我們分享，她擔任這場歷史盛會幕後志工的經驗 ∼百種情緒高漲，順逆難以預料。
一切無害業，令身遍造作。
願彼見我者，悉獲眾利益。
若人因見我，生起信憎心，
願彼悉恆為，成辦眾利因！
——寂天菩薩《入菩薩行》
在2008年八月初，我開著租來的車，高速穿越溫哥華市區。我趕著先送一位朋友到耶魯鎮下車之後，才開始瞭解到自己誤判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距離。我接著再趕赴午餐會議，看來至少會遲到二十分鐘以上。一邊開著車，我一邊想著自己心不甘情不願地參與這個計劃。我已經擔任欽哲基金會志工多年；而陳季佩(欽哲基金會執行長)要我考慮在即將舉辦的譯者會議中，擔任一些工作。
我以前去過印度，而且對於在當地旅行有些基本瞭解，所以我的主要任務，將會是旅程協調人。我要去租巴士、籌備機場轉運、預訂旅館、規畫行程、安排陸路交通，還要考慮多位仁波切和特別貴賓們。但責任可不僅於此——我還得監督會議文宣資料的製作與印製，提供行政協助，以及幫助協調現場志工。
我還沒同意擔任這項計劃的志工(雖然打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會答應)，因為得確定自己是否有空前往印度，還要看有沒有錢負擔這段假期，此外也要瞭解這個團隊到底需要什麼。我得要確定自己真能達成被委任的職務！
但當我在溫哥華街道橫衝直撞時，心裡同時想著：我是如何祈禱著，自己能被要求參與這樣的事，對於有人認為我可以把這件事辦好，我既感驚訝又榮耀。所以我一邊飛越大學校園，一邊希望會議小組不會因為我遲到這麼久，而開始重新考慮我是否適任。
七個月之後，我坐在德里國際機場，等待著季佩的舊金山班機抵達，她的比我從紐約來的班機晚四十五分鐘。德里機場已非記憶中的模樣，看起來更明亮、潔淨，而且遠遠不如上次混亂。想起在1994年第一次來到印度，甫一踏進入境大廳，那股悶熱與百味雜陳，就迎面襲來；但今夜它看來卻是如此寧靜明亮。「琳!」大廳另一邊傳來貝瑪旺秋(Pema Wangchuk)的叫喚，抬頭看見他正對我揮著手。能見到他，讓我感到無比的喜悅與釋然；貝瑪不僅是個慷慨寬厚的好人，而且是印度大陸旅行的大師。我擔任旅途協調人所需知道的任何事，貝瑪旺秋早已瞭如指掌。
已近午夜時分，我們坐在機場咖啡廳等候。貝瑪為我買了瓶水，他自己則喝咖啡。貝瑪一直都是仁波切的秘書之一，住在德里長達十五年以上。他能說流利的英語和印度語，包括他自己土生土長的東不丹方言；為人沉穩冷靜。我們喝著飲料時互相交換近況，我一邊笑，一邊很高興回到這塊他鄉異國，真難以解釋自己為何會如此熱愛這片土地。但是我只是剛剛抵達，絲毫未料到在隨後幾週，會發生那麼多障礙。
譬如說，我沒想到在幾天內，就得為一群仁波切，在最後一刻緊急訂班機；只有貝瑪知道該怎麼安排。我也不知道需要安排特別車輛，分別在德里、昌迪加爾和達蘭莎拉，接載各地的譯者；而他一接到通知，就知道該打電話找誰。我真的也不知道，即使我告訴他無需如此，他仍會在清晨四點起身，迎接某些剛抵達的譯者。此刻當我們坐在機場時，我唯一知道的是，對於我所有的詢問，他都只有一句話：「別擔心，沒問題。」而他總是對的。
十天後，譯者們開始抵達鹿野學苑。在過去的一週裡，我忙於確認每個人旅程、住宿等細節。工作量遠超過我所預期。起初看似我們有足夠的志工，但是在現場工作一週之後，似乎每個人都已身兼兩份甚至三份工作。工作清單似乎永遠沒完沒了。每個房間都必須打掃乾淨。菜單還要再修改和增加菜色。有人一邊為會議主席製作工作核對清單，同時還得鉅細靡遺地清理各廳堂的所有窗子。另一位得將椅子和墊子搬來搬去，因為我們還沒決定小組討論到底要在那些房間進行。
技術小組測試著所有視聽及錄音設備，或衝到鄰近鎮上，試著找攝影機、配備或電池。其他人正在外面挖洞埋廢紙。新聞通訊小組打著電話，安排新聞報導。空氣中傳來蛋糕和烤餅的香味，是廚房不斷試烤著點心，直到味道正好作為第二天的茶點。維修人員粉刷牆壁，修理破窗戶、吊燈，還要用水泥將溝縫補好，以免我們的貴賓失足跌倒。從我一來就開始在做的這堆事，林林總總算起來真是——有點瘋狂。
大部份的志工團隊，早在會議開始前就已抵達，許多伙伴是長途跋涉前來參與這場盛會。而大部份的貴賓和譯者會將從德里搭乘三輛巴士，坐一天的車在今晚抵達。為了這麼多人同時蒞臨，我們盡可能聚集了所有志工，幫忙迎接賓客、拎行李，以及引導譯者們到鹿野學苑所下榻的房間。
抵達的時間比預計來得晚，許多人都得從床上爬起來幫忙。新聞通訊小組已經待命，廚房小組也等在一邊，連挖洞的人也都來了，每個人都在這裡。即使經過連日的辛勞，在午夜十一點，每個人還是精力旺盛，站在寺院階梯外談笑，等待著巴士的到來。
我禁不住地想，在如此輕悅的心境下，為了能夠站在這裡，每個人一定都有過我之前在溫哥華夏日裡那樣的感受。以某種程度而言，即使我們疲憊不堪且操勞過度，大家覺得能置身此處真是幸運。我心中一再地只能想到：拜託！但願他們永遠不會停止讓我幫忙。當巴士的大燈在遠方出現，志工們雀躍鼓掌歡呼。
隨後幾天之中，會議不斷地進行，每個人都忙於手上的工作。天氣時好時壞，一會兒是無雲晴空，一會卻又雷雨交加，造成電力中斷。那群鼓舞我們的啟迪者——仁波切、譯者及贊助者，在一場又一場的閉門會議中，商議著翻譯大計。當他們不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各自聯網討論、商議各項規畫，或接受記者們的採訪。打從一開始，人們提到這場會議都會以「具歷史性」來形容。這是為何我們都願意在此：來幫助這場盛會及仁波切的願景，進一步提升翻譯大業。在此決議的事，會大大影響我們這些學子未來如何獲得佛法。
因為課堂大廳僅能容納與會者與來賓，大部份的志工無法參與這場會議。某些人就會擠在打開的窗邊，傾聽著議程的進行；有些則依舊忙碌得連一刻竊聽機會也不得閒。儘管許多志工已經連續數週在現場工作，不僅疲憊甚至常感煩躁不安，但仍對進展中的情況感到相當有興趣。
這一天，我正坐在文殊師利廳後面一張柳條凳上，一邊思索在接下來的茶點時間，複印及整理資料的流程。當我看到正在後方打字的聽打超人亞歷斯．特裏索利歐(Alex Trisoglio)，我總算感到釋懷，至少稍後我可以讀他打出來的記錄。我想，或許更棒的是，我們這些志工不但可以讀到所有在此完成的事項，也會永遠記得身歷其境的感受。
我有個寫字夾板，上面有著超級娃娃臉的克裏希納神畫像(Shree Krishna)，那是我在會議開始之前，在距離比爾最近的購物城巴南普(Palampur)買的。我站在庭院中，很正式得體的拿著我的寫字夾板，嘗試召集譯者們分別搭上巴士及汽車。雖然譯者會議已結束，但我得等個幾天，與會者抵達德里之後，我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這天我們將帶團前往達蘭莎拉，是因為偶然而臨時決定去謁見達賴喇嘛。昨天深夜，大雨傾洩在我們的閉幕宴、以及累壞的工作人員爬上床之後，我再一次諮詢兩位當地高手，即貝瑪旺秋以及鹿野學苑苑長普拉尚．瓦瑪(Prashant Varma)，商量如何安排行程。
我信任普拉尚如同我信任貝瑪一般。普拉尚安排了這次的會面，親自開車至達蘭莎拉，與達賴喇嘛的秘書會面，代表譯者們提出謁見要求。他瞭解所有需要的細節，該怎麼前去，以及所有必要禮節。普拉尚不僅有個人魅力，處理這些事務經驗也極為豐富。
貝瑪和我為這約六十名旅客規畫出一個不錯計劃，覺得安排這個行程輕而易舉。但現在當我站在庭院之中，卻是一場混亂。人們四處聊天走動，一點也不急的樣子。我用夾紙板做手勢，但大多數人不是當成沒看見，就是回我一個禮貌微笑。我幾乎成了隱形人，對於我請他們上車的要求，半點反應也沒有。有人不想搭指定的車，有人最後一刻要求加入名單，不然就是某人得先上個廁所。
終於，比預定時間遲了很久，車隊才開始啟程。會議組織委員會主席札西柯爾曼(Tashi
Colman)和我同車，看到他比手劃腳，原來他把電話留在鹿野學苑了。我把我的電話借給他用。當他打電話的時候，我在深思：我們有幸和藏傳佛教最重要的上師會面，而我可能無法讓大家準時抵達。當車子緩緩開下比爾路的時候，我心想：哇！這可真是嚴重缺乏組織能力。我在笑，實在是因為我沒其他選擇。札西到處打電話，高聲笑著還挖苦自己很健忘；而我則是憂欣交集。
我並不知道，每個人都在謁見時刻準時抵達。我也不知道，稍後又下起傾盆大雨，導致大家紛作鳥獸散，然而儘管我提心吊膽，一切依然平安無事。我在想，這次的譯者會議工作，是我所做過最困難、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札西仍舊坐在前座講電話，一邊笑一邊比手勢。
現在我心裡很確定，在那一刻，我祈禱我永遠為欽哲基金會做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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