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6.30
為聞、思、修而翻譯佛法
——宗薩欽哲仁波切 譯者會議主旨演說
請把這些卡車的噪音當成特技音效，這是印度生活的一部分。沒有這些噪音的話，氣氛就不對了。
我不太容易受啟發，但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探訪了薩迦寺，在那裏我見到一尊由偉大的薩迦班智達手塑的文殊像，那尊像深深吸引了我。我很想拍攝一張照片來仿製一尊，但是不准攝影，所以我不得不賄賂寺院管家很多錢，他只同意我拍一張。我拍了一張照片，很幸運後來沖洗出來了。我一回到比爾 (Bir) 就立刻開始工作，透過很多喇嘛和技藝高超的雕塑工匠的幫助，這座佛像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才完工，我很滿意最終的作品，而且深受啟發。通常我不太做祈禱和發願，但我在文殊菩薩面前發願——願我無論做任何事，都能利益佛法。
這裏是 (印度) 舊的宗薩佛學院，這間房間是過去上課的主要大廳。所以當著這座由達賴喇嘛、薩迦法王等許多大師加持的文殊菩薩像，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宗薩佛學院培養了一些最優秀的學生，可以說，他們都是在這尊文殊像前面訓練出來的。當宗薩佛學院搬到炯達拉 (Chauntra) 時，我認為那是當著這尊文殊像，又圓滿了一個願望。
我想在座很多人期待我講講關於這次會議的目的和願景。當我讀到你們對本次會議目的和願景調查問卷的回覆時，我非常歡欣鼓舞，因為幾乎所有你們的想法都和我完全一致，而且更縝密和深遠。所以我想我們已經達成了共識，這是一個很好的徵兆。但這也意味著今天早上我要對你們講的並沒有什麼新東西，你們已經全都聽過和知道了，實際上是我抄襲了大家的願景和發願。
每當別人問起這次會議的主旨，我總是含糊其詞或不直接回答。我明白通常來說，大家期待會議是按照某個明確的議程來進行，問題是需要討論的話題如此之多，以至於要確定從何談起相當困難。但同時，卻正因為有這麼多議題需要探討，所以才安排了這次會議。
最早的藏文翻譯會議是近二十年前朵本土庫仁波切 (Doboom Tulku Rinpoche) 努力的結果。最近「毗盧遮那之光」(Light of Berotsana) 在科羅拉多州成功的舉辦了「譯者大會」，會上商討設定「譯者指南」，我認為那十分令人鼓舞。希望以後看到更多類似的會議。
現在我們需要為這次會議設定議程， 我希望我們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 不僅僅局限於檢視和討論我們個人所面對的各種短期計畫和問題。我建議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整體規劃在我們一生和以後為保存藏傳佛教珍貴的典籍，需要做些什麼。基本上，我們的議程是規劃一個持續性譯者大會的議程，這樣的會議應該永遠持續進行，所有與會者為了追尋一個共同的目標持續地協商與合作。
近幾十年來，個別的喇嘛和像是你們這些翻譯者，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將藏傳佛教的典籍翻譯成多種語言。更有甚者，你們是在缺乏翻譯工作所需的支持，以及經常面對交付譯作的時間壓力下工作的。實際上，這種成就令人驚歎，而且，你們幾乎都是獨自的工作。
當我們思考為了佛法的未來我們需要做些什麼的時候，我想，日趨明顯的是，我們的目標要更高一些，而不是對個別的書籍進行一些零散的翻譯工作。 事實上我認為唯一能夠完成如此浩瀚工程的途徑，就是尋求合作，不僅是譯者， 也包括贊助者、老師、和翻譯工作的真正受益者——佛教弟子。多年來，這種合作很少見， 我的願望就是大家在將來能更密切的合作。
當然，這種獨自工作的傾向可能與西藏喇嘛的習慣有某種聯繫。一般而言， 群體共同工作在藏人中並不常見，尤其在喇嘛中更少見。
除非必須，為何要經歷與他人共同工作的不適與痛苦呢？畢竟，兩個人工作通常進程更緩慢又有挫折感； 而且對相當多的項目來說，這根本不需要。 所以當我們的工作是個人、一個學派、或一個特定的傳承可單獨承擔時， 個人主義並不是個問題。
但不幸的是，有些項目因為其本身的特性——比如說，它們的規模龐大和複雜性——使得單獨的翻譯者甚至是小型翻譯團體難以完成。 我認為如果要翻譯大部分的佛法——我所指的是，把過去千年來所有從印度傳入西藏的典籍，由藏文翻譯為現代文字——這個工作正屬於這類項目。
儘管我明白需要討論的很多，我本人並非一個譯者，事實上我連一頁經文都沒有翻譯過，更別說完整的一冊書籍了。然而因為某些特別的因緣，我與這個翻譯大會產生了某種聯繫，多半是由於欽哲基金會的參與。我可以想像這種情況會讓各位真正的翻譯家們多少有些不安， 因為熱誠的業餘愛好者對翻譯藝術過度天真，當然這其中，最缺乏經驗的就是像我本人這樣的西藏喇嘛。
所以，出自我天真和缺乏經驗的頭腦，我構想了一些討論的主題，建議給本次大會。它們是：
確認在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為現代文字工作中所遇到的挑戰，比如說如何培訓下一代的翻譯者，如何引起藏傳佛教仁波切們的必要重視。 檢視翻譯工作已經有的資金和基礎設備——或許我該說「所缺乏的」資金和基礎設備。 瞭解目前藏文佛典翻譯介紹到當代世界的工作進程，並考慮在2109年我們期望達成多少，這樣也可以提升我們對目前情形的緊迫性和不確定性的認識。
當這次會議最初對外宣佈的時候，很多人給予建設性的回應並深受鼓舞。但是可以理解的， 也有些人很擔憂，疑惑著下列的事：「這是否又是每一個人都很客套，一片和氣的西藏式研討會？」 或「這會不會又是個一群頭腦頑固的翻譯們固持己見，一定要依自己的成見做事，排斥他人觀點的毫無意義的會議？」一些翻譯們甚至公開表示自己「只單獨工作」，絕對「不相信此類會議」。
我還聽說有些搗亂的人猜測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僅僅確保《甘珠爾》的翻譯，而對那些更急需翻譯的典籍的翻譯工作將被完全擱置。如果這些謠言讓各位擔心的話，我會覺得很驚訝。一千年前，偉大的佛法國王和施主們擁有絕對獨裁的權力和巨大的財富，他們能指示一位學者放下一切而專心從事一項工作，比如說翻譯《甘珠爾》。但很遺憾的是那樣的時代早就過去了，這種情形在現代再也不可能發生。
無論如何，不管翻譯者們面對多少困境，有一點是我確信無疑的：那就是我們必須翻譯。
你或許會認為我很誇大，但我覺得藏傳佛教是否得以保存，可能完全取決它們是否能被翻譯成其他文字。
就我個人來說，我無法理解有些西藏喇嘛期待那些想學習與修持佛法的人們，首先要精通藏文的態度。我明白在目前對有些人來說學習藏文是重要的，但百年之後這還會多需要？從根本上來說，佛法和西藏文化是兩件事。不能因為某人熱衷於佛法，就認定他／她有志成為藏學家。
每當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談及藏人對偉大的佛法施主赤松德贊王，應該具有的感恩之心時，他會說，即使我們藏人把整個世界鋪滿純金奉獻給這位國王，也不足以回報少許他非凡的的慈悲心。他並不是指赤松德贊王在社會和政治上的成就。據說在赤松德贊王的政府預算中，得到最高資金的項目就是要完全將佛陀的法教翻譯成藏文的工作。
儘管耗資巨大，但財力並非藏人投入的唯一代價。上百位虔誠的學生試圖前往印度接受教育，收集佛經，但卻在印度平原死於高溫、不熟悉的食物或致命的疫病。除了人們作出的巨大犧牲和皇室承擔的龐大開支，這個事業本身，很可能是藏人一項真正非凡的成就。
需要把翻譯工作排出優先順序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當然必須為希望學習與修持佛法的非藏語人士持續提供珍貴的佛教典籍。但這並不是我們投入巨大的精力，仔細翻譯佛典的唯一理由。
佛教的傳統和文化遍布在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千年以上，但在它的發源地印度已經完全消失了。基本上，偉大的譯師們將佛法翻譯成藏文，佛教在藏地得以興盛了上千年，他們成功的使佛法免於滅亡。因此，實際上已經從印度消失的佛法，今天可在西藏被找到，進而重新在印度出現。
聽起來可能有些不祥，當我們看看西藏的現狀，和藏人對本身語言文化逐漸式微的熱情，顯然，類似的佛教文化徹底消滅的狀況，亦很容易重現。
我相信，通過將藏文佛典翻譯成現代語言，你們極有可能從全球化的滅絕中拯救佛教的文明和文化免於巨大的傷害。當今，某些還存在並且活生生的佛教傳統——比如說日本、中國、泰國和緬甸，佛法在這些地方得以生存，完全依賴於前瞻性的將神聖的佛法原文典籍翻譯成本國文字。
除此之外，你們很多人都知道，在藏人社區中能理解和會說古典藏文的人士數量極少。依照目前語言衰退的速度來看，五十年後恐怕幾乎沒有藏人能閱讀和理解像《甘珠爾》和《丹珠爾》等經文了。很快地不管我們做什麼都太遲了。
所以基於所有這些原因，當我聽說卓千彭洛仁波切 (Dzogchen Ponlop Rinpoche) 發願將《甘珠爾》翻譯成英文的時候，感到極為鼓舞。
翻譯《甘珠爾》是一項龐大而且十分令人生畏的工作，雖然這並非此次會議的唯一目的，但這個項目我們也不能忽略。
現在很少藏人讀誦、學習《甘珠爾》，還有人懷疑是否值得如此興師動眾——尤其考慮到如此規模的翻譯工作所需要的巨大資源。眾所周知，在藏人中，《甘珠爾》被廣泛的當成累積功德的對象，寺廟當然會購買一套，但僅僅將它束之高閣。如果有人供養就會高聲念誦經文，但很少有人花精力去瞭解其中的字意。
雖然禮敬佛陀的教言是很有功德的靈性行為，但西藏人將《甘珠爾》僅僅做為此種目的的習慣，既不值得讚賞也不應該仿效，事實上這是很大的錯誤。我注意到中國、泰國、和緬甸的佛教徒仍然讀誦和思索經文，而藏人卻很少這樣做。我擔心如果不翻譯這些經典，這個西藏人所犯的錯誤將會被加強和持續下去。
每一種宗教都有一本原始的聖書——對基督徒是《聖經》，對穆斯林信眾是《可蘭經》，對佛教徒來說，我們的根本典籍是「經」，它們極為重要，因為不管對任何主題，佛陀的教言必須永遠是最究竟的觀點，而不是從「論」之中，更不是從西藏論師的論著中所找到的觀點。
目前佛法在現代世界被更廣泛的傳授，現代社會對細節和可靠性非常重視，人們會希望瞭解佛陀本人究竟說過什麼。現在的趨勢是，老師、教士、學者、政客和狂熱分子們刻意模糊重要典籍的原意，以利於他們目的的方式曲解經典，這種情況發生在所有的宗教之中，遺憾的是佛教也未能倖免。這種曲解所產生的問題在未來爆發的時候，佛陀的教法將是我們唯一的真理燈塔。
如果你問像我這種天真的人，應該翻譯什麼？如果我有機會來安排優先順序，哪些會成為我的首選？我會毫不遲疑的說「佛陀的教法」——也就是「經」 ——應該比「論」優先。然後，因為印度論師所著的論更具權威性和夠分量，我會說這些應該比西藏論師的著作更優先翻譯。
藏人習慣保留和傳播西藏喇嘛的著作，似乎忘記了「經」和「論」。我必須痛苦的承認，藏人往往更推崇他們自己上師的教法而非佛陀的教法。我不難理解為什麼藏傳佛教有時候被稱為「喇嘛教」。其結果就是，如今，我們的視野狹隘，我們把有限的資源傾注於翻譯個別傳承上師的法教、傳記、他們的長壽祈請文、和個別教派法教興盛的祈禱文，而不是致力於翻譯佛陀的教法。
以上是我相信翻譯《甘珠爾》或《丹珠爾》這樣的工作，必須立即計劃開展的一部分原因。在我看來，如此浩大的翻譯工作只有靠大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基本上，我們必須通力合作。更重要的是，在翻譯家們和涉及翻譯藝術工作者之間建立起長期的對話、合作精神以及互相支持，並開始籌劃未來的工作——也就是我所稱的「持續性的會議」。我們需要決定這個過程在未來十年，二十五年，五十年和一百年裏，會進行到哪裡。
如果某人頑固地嘗試憑一己之力搬動一個巨大的石頭，除了耗盡精力和時間外，將一無所獲，那塊石頭恐怕不會移動分毫；但如果十幾個人合作就很容易的能移動石頭。如果通力合作去移動我們這塊巨大和不可動搖的石頭，我相信至少我們能找到如何更有效，以及更聰明的使用資源。
儘管我們經常認識到情況的急迫性，但我必須補充一句，如果我們想像這一代的翻譯者就能目睹這個翻譯工程的完成，那就是欺騙自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典籍在西藏是經過了七代國王的努力才翻譯完成。而且某些人相信仍然還有部分經、論，並未被翻譯成藏文。
我們必須做的是打下一個基礎，架構出一個實際又具有遠見的計畫，以確保所有應該被翻譯的典籍最終都被翻譯出來。我們必須現在就如此做。
翻譯浩瀚如山的藏文典籍的困難，僅僅是我們所面臨的巨大工作的一個層面，我們還要開始考慮其它令人生畏的工作。比如說，把現有的譯作針對當代語言進行修改和更新，我明白這是一個令人膽怯的工作，但珍貴的典籍必須以當代人能理解的形式呈現出來。
還有其他的問題，比如說在學者型的翻譯者及實修型的翻譯者之間，到底誰會翻譯得更好？
每當我們碰到一段無法理解的佛陀教法時，通常我們會仰賴那些傑出修行者的解釋。如果我們認為實修型翻譯者更理想，因為在情緒上我們會認為他們比學者型的翻譯者更有權威，但我們也必須記得很多實修者並不精通佛教哲學，他們甚至以缺乏世俗知識為傲，比如說在文學素養方面，他們會說很高興沒有在「那些理智的東西」上浪費時間。更糟糕的是，眾所周知，在西藏不僅僅是實修者，甚至有些學者們——比如說格西和堪布——不知如何拼寫自己的名字，更不用說寫一句完整的句子了。所以，如果我們以為可以依靠這些偉人在語言學的專門知識，恐怕就有點過於樂觀了。
我們也要面對「政治正確性」這種非常令人苦惱的現代現象。我們能把「阿羅漢」翻譯成「殺賊」嗎？這種按照原文直譯的方式是否能幫助學生瞭解它的真正意義呢？尤其在這個年代，這樣的語詞很容易與宗教狂熱派的語言相混淆。因而不僅學者們在翻譯的過程裏扮演著必要的角色，具有社會敏感度的仲裁者，至少也與實修者同樣重要，其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後者。
我們也需要優秀的編輯和作家的幫助和建議，以確保所有譯出的文句都很優美。僅僅因為某人懂得藏文，並不表示他能流暢的以母語寫作。舉英語為例，眾所周知，藏文的書寫方式與英文有很大不同。我自忖測，如果用洋涇濱式的英文去表達藏文語法是否是個好的方式？讓以英語為母語的翻譯者，來考慮如何能使英文的寫作更加完善，以致能把藏文的含義以英語讀者能明瞭的方式加以表述，會不會更好呢？
雖然這些與我們要達成的目標相比可能微不足道，我注意到很少有翻譯者能把藏文的祈禱文或儀軌翻譯成他國文字而仍能保持原文的詩韻，以便能輕易吟誦。因此，修持者受到傳統吟誦方式的啟迪，往往唸誦藏文。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考慮以詩韻的方式翻譯出其他文字的祈禱文，尤其是那些經常用於團體修持的祈禱文，以便學生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讀誦。
雖然我們沒有像赤松德贊王這樣的偉大施主，但並非一無所有，因為我們可以利用現代科技。當年毗盧遮那譯師需要找一份特定的原稿時，不得不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從西藏長途跋涉去印度。今天，有賴於現代科技和類似琴恩史密斯的「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 等專案計畫，即便是在比爾 (Bir) 這樣偏遠的地方，如果互聯網順暢的話，就能將藏文經典下載到你的個人電腦裏。
我相信，今天我們在此地開始的程序，可以很方便的以持續性會議的方式在網上繼續進行，交流想法和互相支持。我們不應該局限他人參與這樣的對話。我們不僅應該與其他的翻譯者交流，而且也應該同那些支持翻譯過程的人、老師、語言學家、作家溝通，當然也包括學生。
通過打開我們之間的溝通渠道，就可以開始發展出更有效幫助彼此的方式。
每次我造訪曼哈頓，我都很驚訝那些規劃紐約這地區的美國人是多麼的富有前瞻性，他們真是有遠見！他們對街道、中央公園、和大都會博物館的規劃佈局，就好像他們對二十世紀和以後的需求瞭如指掌。為了達成我們的目標，這種具有遠見的規劃方式是必須的。
因此，我今天在此呼籲在場的諸位——翻譯家、仁波切、和贊助者——讓我們發願像那些紐約城市規劃者一樣富於遠見。畢竟，我們將要進行的事業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遠遠大於規劃一個城市。我們將為各國人民提供跟隨佛陀的無量解脫大道所需要的一切，而這是達成真正幸福和證悟的唯一道路。
所以，我懇請大家，我們必須學會通力合作。如此做有極大利益，實際來說，確保佛陀的法教繼續在世間興盛的責任，就擔負在我們這代人的肩膀上。為了未來，我們需要規劃一個全面又有效的計畫，而且必須付諸行動。
身為藏人，當我讀到如毗盧遮那和卻若盧依蔣晨 (Chogroluyi Gyaltsen) 等大譯師翻譯的經典時，總是充滿讚歎，而且記著自己欠他們多麼大的恩情。他們忍受了難以想像的艱辛把佛法從印度帶到西藏，如果沒有他們充滿慈悲的決心、虔誠心、和徹底的努力，我永遠沒有機會以自己的母語，真正的理解並欣賞佛陀的教法。
我們有機會效仿那些大師們——那些古代的大譯師、學者、班智達、和聖哲們——翻譯佛陀教法的工作，在今時和未來提供佛陀的教法，讓世間更多的眾生能以自己的母語接觸佛法。
2009年3月16日 印度•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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